钱穆(1895～1990年)先生是一代国学大师，与陈垣、陈寅恪、吕思勉三位先生一起，被严耕望先生称为“前一辈”1中国史学界四大家。一直以来，十分喜欢读先生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其晚年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更是百读不厌，堪称经典。

　　近些年，三联书店再版了钱穆先生的一些经典之作作，《新亚遗铎》为其中之一。该书早先是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于1989年结集出版。全书近800页,汇编了钱穆先生主持香港新亚书院期间刊登在《新亚生活双周刊》、《新亚校刊》、《新亚月刊》等刊物上的演讲词、文章近160篇。可以说，本书是对钱穆先生有关新亚书院论述的最系统、最全面的结集，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书中文章多为钱先生主持新亚十几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演讲词，但读来却并无支离、反复之感。虽然是汇编结集而成，但本书却与先生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有相得益彰之妙。这不得不归因于先生宽博敦厚的人格与朴实淡雅的文风。在不厌其烦的谆谆教导之下，包含着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无限深情和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盼，有一种真性情的流露。读完全书，在叹服于先生治学的宏通、学识的渊博、思想的开阔之余，不得不对先生的人格和性情表示由衷的敬慕。

　　千斤担子两肩挑

　　1949年，对于知识界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这年春天，以胡适先生等为首的一批人，在筹划着《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刊。徐复观先生也在忙着《民主评论》的出炉。知识界在分化与不安中，都没有闲下来。在香港，从上年年底开始，一些人士已在有组织的分批北上了。

　　钱穆先生此时正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春假期间，应广州华侨大学之邀，他与好友唐君毅先生一起南下。没有预料到的是，此后局势急转直下，他转道去了香港，再没有回来。在广州期间，他曾应邀赴阎锡山官邸，参加了有其他一些知识界人士在场的聚会。在会上，钱先生慷慨陈辞，认为当此时局之下，知识界当思有所作为，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此前，好友张其昀先生有意在港办一所学校，邀请钱先生参加。这深合先生之意，因此两人可谓一拍即合。参与其事者，还有崔书琴、谢幼伟等人。崔书琴先生在此过程中，还参与了《自由中国》杂志的筹办工作。

　　钱先生是于1949年秋天到香港的。不久，应教育部邀请，他又回到广州，参加孔子诞辰演讲。在此期间，张其昀先生已去台湾。因此，建校事已由崔、谢两位先生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校名为“亚洲文商学院”，以钱先生为院长，一位姓刘的先生任监督。此缘香港政府有此规定，创办新校，必须有监督一人，出面负责。刘先生夙居香港，担任此职比较合适。亚洲文商实为新亚书院之前身。在开学典礼前夕，谢幼伟先生又离去了，到了印尼一家报馆任主笔。谢先生的离去，一方面固由于印尼方面邀请，亦未始不由新校前途未卜的缘故。崔书琴先生十分赞成，认为此乃狡兔三窟，得一退步之策也。从中，我们也可约略窥得钱、崔等几位先生此时的处境。此后，开学典礼自然由钱先生与崔先生主持。当时，学校还为夜校性质，初期仅有学生40人左右，后才增加到60多人。校舍仅有三间教室，乃租借于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其创校初期之艰难，难以想象。

　　1950年秋，由商人王岳峰先生出资，购得一新校舍。钱先生有意将学校改为日校，但监督刘先生无意于此，也不愿出让校名。钱先生乃单独向香港教育司立案，创办新校，定校名为“新亚书院”。此前，崔书琴先生也离去了。因此，新亚书院实由钱先生独力促成。

　　近代以来，国家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政局动荡，文化倾圮，知识界每苦于此。据钱先生回忆，他少年时代曾读过梁启超先生的文章《中国不亡论》，深受震撼。从此，终此一生，他都究心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孰得孰失这一问题。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钱先生曾以《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宏文巨著轰动学术界。但抗战爆发后，钱先生即转向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国学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探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生命延续活力之所在，寻求民族、国家此后的新生。但这种转向，却为他带来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在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评选中，他被排斥于主流学界之外。在此后的多次评选中，钱先生也未能入选。1968年，钱先生终于当选为第七届院士。而此时，钱先生已74岁了。此后没几年，先生的高足，严耕望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先后当选中研院院士（分别是1970年第八届和1974年第十届）。

　　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命脉之所在，为中国文化继绝学、开新命，是钱先生一生学术生命所系。可以说，流离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余英时先生曾以“一生为故国招魂”来评述先生的学术生涯，实是中肯之论。

　　新亚书院实为几位知识界有识之士，基于一种理想和信念创办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张、谢、崔等几位先生先后离去，新亚由钱先生一力支撑，其精神实可钦可敬。自1949年秋托身香港后，钱先生十几年如一日，呕心沥血，精心呵护着新亚的成长。对于新亚，钱先生是寄予厚望的。新亚已成为先生生命的一部分，寄托着他的学术理想与信念。

　　创校初期，其中的艰难困苦是难以言述的。在时局变迁，传统失坠的关头，钱先生背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是沉重的。至于新亚建校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就不再缕述了。但无疑，在这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不折不挠的精神，新亚是很难维持下来的。后来，钱先生在申述其辞意的时候，说自己实不敏于行政事务，多年来他只是本着曾文正“扎硬寨、打死仗”2的功夫，鞠躬尽瘁而已。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当时的情境和先生的精神。钱先生的一些话语，也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况和心情。他认为新亚是一所随着民族的苦难而俱来的学校，“由苦难中诞生，由苦难中成长，还将在苦难中向前”3。同时，它也有它的“时代使命和创构精神”4。

　　我们学校之创办，是发动于一种理想的。我们的理想，认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以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5

　　我们这一所学校，正好是时代一象征。我们要把这一所学校的历史，来作时代历史之缩影。我们要把这一所学校之精神，来作时代精神之反映。我们要把这一所学校之意义，来阐发时代意义。我们要把这一所学校之使命，来参加时代使命。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所学校的教育，将为时代而教育。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所学校的青年，都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青年。6

　　新亚书院是基于一种理想和信念建立起来的。正是在此理想和信念的支撑下，它才能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一步步发展、壮大。自从钱先生把“新亚精神”一词写入新亚校歌以后，它就在师生中传了开来，激励着每一个人。何谓“新亚精神”，钱先生在不同场合作了一些阐述和说明。或者说，“我们现在只在模糊中觉得有此‘新亚精神’之存在。我盼望你们能继续深入地把此一精神鲜明化、强固化、具体化、神圣化，大家在此一个精神下，不断努力地上进。”7或者说，“新亚精神，老实说，则只是一种苦撑苦熬的精神而已。”8但并未对此做出明确表述。

　　1989年，新亚创校40周年。在《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辞》中，先生抚今追昔，感慨万端。他说，新亚校歌中，“‘千斤担子两肩挑’。这是写我当年心中的实感，一点也没有夸大。”9当时的情境无法再现，但从这些话中，我们能真切的感受到先生的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承当的那种气魄。“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新亚校歌中一段。校歌歌词为钱先生1953年手定）在新亚校歌中，我们又感受到了先生那跳动的脉搏。无疑，这是新亚精神得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时代里，产生的一种宝贵精神。

　　面前路径须令宽

　　新亚的创办和发展，钱穆先生向我们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风采。新亚书院灌注着他的学术和生命，在新亚十几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他开放的教育宗旨和艰贞的办学理念。先生的学问是大家公认的，在教学方面，也是有口皆碑。上世纪30年代，钱先生在北大任教，讲授中国通史、学术史等课。当时，他与胡适先生都以演讲的方式讲课，虽然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但先生的课深受欢迎，当时在学生中即有“南钱北胡”的说法。

　　其实，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角色出现时间是很早的。早在青年时期，钱先生担任小学校长时，他就在思考教育问题，并将其教育思想付诸实践。抗战时期，随着先生学术的转向，其教育思想和宗旨也日趋成熟和完善。1941年前后，他先后写了《改革大学制度议》、《改革中等教育议》、《新时代与新学术》以及《从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之改革来谈中等教育》等文，鉴空衡平，斟酌损益，分析了当时教育制度的利弊，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未来学术发展的趋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针对当时大学专门化的风气，他认为教育非仅为智识之传授，更为人格之锻炼。“要之大学教育之所造就，当先求其为通人而后始及于专家。而细碎无当大体之学程，则尤以少设为是。”10可以说，这与先生后来新亚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在这些文章中，他还注意到了传统书院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利弊。他指出，近代大学制度胜于书院制度者有两端。一为讲堂授课制，一为课目分授制。但书院制度也有其长处，因此，他提出要吸收二者的优点。“书院制所特胜于现行大学者，在其规模之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群居无叫嚣之习。若如鄙论，将来新大学以单设独立学院为原则，则庶兼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缺尔。”11虽然先生辗转各地教书，一直没有施展的机会，但新亚的创办，无疑为先生发挥他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们不难发现，钱先生新亚时期的许多教育宗旨与理念事实上在抗战时期已初步形成。

　　在亚洲文商学院开学典礼讲词中，他初步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文化教育事业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读书的目的是把自己培养成完人。因此，他指出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私人讲学，培养通才，是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在招生简章和1953年的新亚学规上，先生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完美体现。

　　本书院创立于一九四九年秋，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了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智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救近来教育风气，专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求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

　　本于上述旨趣，本书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务使学者真切认识自己之专长在整个学术整个人生中之地位与意义，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12

　　先生认为：“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宗旨在做人。”“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才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13为此，他十分推崇宋代的书院教育。“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14他指出，新亚书院的教育宗旨，“可以说是在知识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三方面同时兼顾，会通合一的理想上前进。”15

　　钱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博通和开放的。他充分注意到西方文化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虽然他认为，新亚的最高教育宗旨是发扬中国文化，但“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尤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16。“在新亚，我们所悬为我们自己的教育宗旨与教育理想之主要方面，是想提倡中国文化，而更进一步来谋求中西文化之交流与调和。”17

　　作为学者型教育家，在谋求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复兴的同时，他并没走上排外的路向，而是保持着一份开放的心态。他认为处理文化问题，有两个条件必须注意，一是平等，一是客观。18基于这两点，他在提出了中国“大传统”说的同时，主张中西文化的沟通。

　　1961年10月7日，钱先生作了“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的演讲。在历述了中国儒学文化传统的演变之后，钱先生引用了宋代学者邵雍临终前对程伊川说得一段话，十分有意思，“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19这可说是先生中年以后转治文化史的一种夫子自道，是其治学门路之所在。同时，它也点出了先生对此后中国儒学和文化传统应走路向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真道统则须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当知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一道统。”20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和活力充满自信，指出：

　　历史事变，如水流之波浪，此起彼伏，但仅浮现在水流之上层。文化大传统自有一定趋向，这是大流之本身。文化大流之本身就是我们人，人是大流之本身而沉在下层。 人事如波浪浮在上面。风一吹，波浪作了。风一停，波浪息了。而大流本身则依然是此大流。正因中国文化传统看中此本身，所以到今天，中国历史传统也没有断。21

　　正是基于对历史本身及其发展演变的这种认识，钱先生认为当下的责任是切实进行大传统的阐发，以及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他提出读书与做人并重的教育宗旨，强调博通基础上的专识，主张道术兼重。他认为近代以来，不论是主张”全盘西化”、“中国文化本位”，还是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都走上了“新陆王学”的路子上来，“重于明道，疏于辨术”。“即是说，讲学者只标宗旨，不用真功夫，目标纵高，却不指点人道路。甚至连自己也并无道路可循，那是近代学术界一大病。”22持论甚平，见解可谓切中肯綮。

　　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其学术信念和治学宗旨的体现。如果说，基于一种理想和信念，新亚书院得以创办并逐步发展壮大。那么，钱先生为新亚制定的教育宗旨则是这一信念能够实现的重要保障。钱先生的教育思想是新亚的灵魂所在。

　　为而不有

　　1963年10月17日，新亚书院与其他两所私立学校崇基、联合正式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对于合并，钱先生自始至终都是极力赞成的。他认为，合并对学生的培养和毕业后的就业是有帮助的。同时，这也有利于今后新亚的发展，是件好事。但当时，许多新亚同仁对此是持异议的。为此，在合并过程中，钱先生对同事和学生们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三校合并前，关于新校的校名经多次会议讨论，仍未能定下来。最后，钱先生提议，照筹备期所用英文名直接译为“中文”大学，获得一致同意。因此，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名与钱先生有直接的关系的。在合并组建中文大学的过程中，校长人选问题十分重要。在与中文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福尔顿爵士会谈时，钱先生力主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香港政府认为，在建校初期，由一位英国人担任校长比较好。在钱先生的坚持下，最终校长由中国人担任。这在当时，意义是非同一般的。此后没有几年，香港大学的校长也由中国人担任了。

　　中文大学成立后，钱先生很快就向新亚董事会提交了辞呈。对于辞职，他久有此意。但在此过程中，有一件事无疑也起了一定作用。关于个中原因，当时钱先生为顾全大局，没有公开说明。

　　值得指出的是，在新亚1964年举行的第十三届毕业典礼上，钱先生隐约透露了一点消息。此次典礼由钱先生主持，并作了正式离职的公开演讲。在演讲中他说：“我此次辞职，许多理由关涉现实俗世界方面的，不想在今天的会场上宣述。”23他还引用了苏轼“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和子由渑池怀旧》）的诗句，聊以感怀。可以说，虽有不满之意，但先生举措是适当的。奇怪的是，这次钱先生主持新亚十五年生涯的最后一次演讲，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录。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先生在苏明旋先生的再三催促恳求下，后来补写的。

　　关于辞职一事，当时先生在《上董事会辞职书》和《致雅礼协会罗维德先生函》两文中对都有所表述。但这两篇文章外人自然无法看见。两文编入《新亚遗铎》一书中结集出版，已是二十五年之后了。

　　在辞职书中，钱先生陈述了关于教授聘任问题和新亚商学院院长杨汝梅、理学院院长张仪尊任用问题上与中文大学校长的冲突。可以说，这决不仅仅是人事的问题，实牵涉到办校理念和新亚此后的发展问题。因此，钱先生的不满与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致罗维德先生的信中，这点表述的比较直白：

　　惟新亚自受香港政府津贴以来，内部种种措施，不免多受牵掣，渐失自由。……乃此数年来，经济不断增加，而理想则不断压抑。循此以往，此项理想，恐不免于由窒塞而变质而终至于消散。穆为此深抱不安。因于前一年中文大学成立，即求辞去新亚校长职务，以表示个人力不如志之苦衷。经新亚董事会，及学校师生，乃至校友会之一致挽留，勉强仍留职守。本期尽可能度过三四年，到学校迁至马料水新址为止，或可为学校稍争其应有之地位与自由。乃不期此一年来，情势更非，不得不临时再申辞意。24

　　对于辞职一事，钱先生此后未再提及。据钱夫人胡美瑶先生说，钱先生本来想在文稿整理完毕后，为《新亚遗铎》写篇长序，略叙别后情怀。但因先生年迈，此文终未能起笔。这不能不令人扼腕。我们现在看到的绪言，为胡先生所写。胡先生1950年秋，曾转入新亚就读一年，从此与新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于1956年与钱先生结为伉俪。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

　　我与新亚前后相关也已十五年。我曾目睹艰苦奋斗中的新亚，生命充满朝气。也曾目睹她快速转变时期，解除了经济困厄，而逐渐步入人事纷扰。更目睹她加入中文大学后陷于兴奋迷惘，个人功利胜过了整体道义，创校理想日益模糊。25

　　新亚是钱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主持新亚的十几年里，他为新亚的成长和壮大付出了大量心血。辞职以后，他仍密切的关注着新亚的发展，多次回新亚演讲。新亚是与先生的名字紧紧的联结在一起的，新亚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孕育了新亚的精神和生命，他是新亚精神的完美化身。但在面临选择的关口，钱先生并没有私心自用，为了新亚的前途和学生的前程，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

　　在离职演讲中，先生提到了古代的一位高僧虚云。他说这位高僧在七十八岁高龄后，每到一处，创新一寺，即飘然而去，无牵无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钱先生说他十分推崇这种为而不有的精神。人生一世，雪泥鸿爪，先生是坦然的。

　　守先待后

　　1960年元月，应美国雅礼协会之邀，钱先生赴美讲学，并转道欧洲，考察了英国、法国的教育制度，前后历时9个多月。在此过程中，他参观了美国的哈佛、耶鲁和英国的牛津、剑桥等高等学府，对它们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师资力量欣羡不已。为此，他作了多次演讲，阐述他对高等教育和中西方教育制度的看法。同时，他也对新亚的前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新亚将来能跻身世界一著名大学的行列。这并不令人奇怪。但在此问题上，先生表现出的清醒和远见卓识不得不使人叹服。钱先生认为：“我们要希望新亚也能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大学，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恐怕再等五十年、一百年，是否才可和其他著名大学相比，也难说。但我们要照此做的。”26

　　此外，他还充分注意到了保持传统的重要性。他认为：“西方人们甚注意历史传统，至少在大学方面是如此。但中国今日则只知有新的价值，旧的全不要，这正可成一极端之对比。”（257页）因此，先生除了充分挖掘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精神，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阐发外，还十分注意保护形成中的“新亚精神”。在新亚合并进入中文大学前，先生不失时机的告诫：“我们学校或许很快会变成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分子。但这却并不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最紧要的，还是不要忘了我们十二年前创校的理想，及十二年来这不断奋斗的传统精神。”27

　　钱先生是有远见的，也是清醒的。他从不重形式，而是看重其内涵与精神，注重实际的成效。实际上，主持新亚十几年的时间里，先生一直是这样做的。正是在他的积极倡议和努力下，使新亚的科目逐渐齐备，并逐渐向一所研究型、学术型学校发展。他认为：“只要是一所有名的大学，真像样、真够水准的大学，定是一间具有学术性的大学。”28在先生的努力下，新亚研究所于1953年正式成立。仅在最初几年，就培养出了余英时、何佑森、唐端正、柯荣欣、罗球庆等一批著名学者。

　　钱先生曾多次提到做学问要有守先待后的精神，他也正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可以说，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治学宗旨。

　　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复兴充满信心，但认为这绝非朝夕之功。在当时，他认为当下的工作是扎扎实实的做好研究，守先待后，冀望将来。对近代以来学界浮躁的作风，先生深恶痛绝。他认为：“学术而出之于以轻薄的口号，则学术不能有前途。”“学术思想并非口号，并非群众运动。如果称为学术运动，也应该在各人思想里运动，在讲坛上运动，在图书馆中埋头研究，在学术著作上去运动。断不可学街头群众，摇旗呐喊，喊‘打倒’、‘拥护’等口号去运动。”29

　　钱先生认为，成学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学”，即从师受业的“入门”工夫。这一阶段又分两层，即“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之功力”和“以前人之功力来培养自己之智慧”。第二阶段是“知学”阶段。首先是“由自己之智慧来体会前人之功力”，其次是“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最后，第三阶段是“成学”阶段。即“用自己之功力来完成自己之智慧”。打个比方，前两个阶段可称之为是入门、升堂，而第三阶段则可称为入室。但并非人人皆可达到入室的造诣，因此钱先生强调做学问必须要有一种“守先待后”的精神。具体来讲，就是“把古人学术大传统传下，将来自有能创造者出世，凡事亦何必由我成之？此始是学术精神。一个真从事学问的人，则必须具有此心胸，却不要尽在成功上做计较。”30这既是钱先生的学术献身精神，也是新亚精神的核心所在。它像一股涌动的不竭之流，使新亚书院的价值和意义远远的超出了空间和时代的局限。钱先生多次引用孟子的话以自励，“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可看作先生身处变革时代的一种自勉。

　　近代以来，学术界倏忽驰骤，各种思潮纷起，风气浮躁，偏执一端，不知变通。在这种情况下，学术逐渐变得“政客化、大众化”、“通俗化、速成化、浅薄化、轻狂化”31，缺少一种平静、宽舒的学术氛围和平和、客观的治学风气。钱先生认为，“高视阔步，放言高论，到头一无真实成就，这是此五十年来一大病痛，亦是此五十年来一坏风气。”“当知依草附木要不得，不甘寂寞同样要不得。诸位至少应懂得‘守先待后’，学术自有传统，假以时日，将来自有成就。诸位要能‘信道笃’而‘自知明’。各用数十年精力工夫，埋头潜心，使旧传统能与新时代相配合。诸位固不可关门自守，但亦不能开着门尽在十字街头徘徊。我只盼此下六十年能有一番新风气出来，此责任在今天诸位身上。”32时间已过去近四十年，重温先生的这些药石之言，联想到今天学术界的状况，实令人不胜感慨。

　　1962年11月2日，在新亚研究所第39次学术演讲讨论会上，钱先生做了“学术与风气”的演讲。其中，讲到了开风气、追随风气、主持风气与矫风气之间的区别与关系。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味追随风气，随其流而扬起波，弊病甚多；而要想为学术界开风气，更是谈何容易。因此，反身自求，切实地从事和做好矫风气地工作实至关重要。“让我们且退一步来矫风气，且使学术界能在学术圈子里安下心来。能深知从事学术不比从事政治，更不比从事革命。能开放门户，解淡斗争。莫太看重地盘与声势，莫太认真交结与排挤。让学术界真成一学术界，让从事学问的，可以埋头潜心，可以平流竞进，可以孤芳自赏，亦可以抱残守缺。在各求猛进中，对别人抱宽容，务使学术界空气稍宁静，天地较宽阔。这是今天最低限度一要求。”33先生其真有先见之明也！

　　1958年5月，《新亚生活双周刊》正式创刊。在发刊词中，先生以一个历史学家特有的敏感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份双周刊，继续着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将来要了解新亚如何生长，如何成熟，如何发展，以及新亚生活中究竟包藏了些什么，所谓‘新亚精神’究竟具体表现了些什么，便要凭这份刊物来察看，来推寻。”34如此说来，此书实可看作是一份新亚精神的记录。它保存着一段鲜活的历史，其中，涌动着一种不竭的精神。

　　【注释】

　　1 按：据严耕望先生自注，所谓“前一辈”系指“我所及目睹，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若如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皆不再此列。”见严耕望著：《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2 钱穆著：《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75页。

　　3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25页。

　　4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117页。

　　5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28页。

　　6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118页。

　　7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33页。

　　8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39页。

　　9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783页。

　　10 钱穆著：《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1 钱穆著：《文化与教育》，第50页。

　　12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12页。

　　13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1页。

　　14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2页。

　　15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76页。

　　16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42页。

　　17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254页。

　　18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255页。

　　19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350页。

　　20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348页。

　　21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570页。

　　22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424～425页。

　　23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663页。

　　24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667页。

　　25 胡美瑶：《〈新亚遗铎〉序》，钱穆：《新亚遗铎》，第2页。

　　26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321页。

　　27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321页。

　　28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399页。

　　29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132～133页。

　　30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365页。

　　31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507、508页。

　　32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511页。

　　33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510页。

　　34 钱穆著：《新亚遗铎》，第108~109页。